岁末年初，又到跳槽高发的时间窗口期，数字显示，时下北京成为中高端人才跳槽发生最多的城市，占全国跳槽总数的12%。在资产管理改革创新大背景下，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还有各级国有企业组建的资产管理平台纷纷突入这个市场，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市场人才流动自然更加显著，本报记者刚刚报道：银行系PE中，中高端人才离职率达到50%！

　　由于PE行业的特殊性，人员流动，尤其是基金“关键人”离职，对该基金的损害是巨大的，因为股权投资靠的就是项目和资源，关键人离开，会带走项目或LP(基金出资人)，甚至会因此触动当初签订的“关键人条款”(Key-manClauses)——LP终止对该只基金的承诺出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张帆离开红杉资本——马雪征离开TPG——王功权离开鼎晖创投——李万寿离开深创投——吴亦兵离开中信金石……股权投资市场似乎总在重复上演着类似故事，也似乎每每在故事开端，绷紧了市场和那些与之利益攸关的LP的神经，甚至惊慌失措——因为这些人都是对这些基金有重大影响的基金“关键人”，其投资理念、管理方式、项目把控，个人主导性很强，很多LP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看中这个人才选择投资这只基金的，其离开之后不可否认整个投资决策、投后管理等将会发生变化，改变了LP当初的投资基础，意味着增加了LP的风险盲区，比较明显的是王功权之于鼎晖创投。

　　但在金融改革的大环境下，随着参与主体数量增加，市场对人才需求上升，这样的故事将成为常规事件，趋势使然。

　　在新的市场环境下，LP需要重估基金“关键人”的价值。

　　笔者近期走访了几位股权基金管理人和出资人，包括“关键人”离开的两只基金。一位基金高管对笔者说：“市场，尤其是LP，为什么对‘关键人’离职谈虎色变？主要是LP因为这个人的能力而选择投资这个基金的，害怕这个人离开后，基金回报能力下降。说到底还是担心投资风险。但有一点大家忽视了：如果大多数LP是冲着这个人来的，那么，他的离职对基金就真的是个大灾难，但如果大多数LP不是冲着他来的呢？是不是基金的影响就不像外界担忧的那样，甚至可以说他还算不上基金‘关键人’？”

　　该高管认为，中国私募股权基金有几种类型：一如九鼎这样的机构，是几个兄弟拧成的机构，没有什么机构背景，也没有过往历史，吴刚、黄晓捷等几个人都是基金“关键人”，任何一个人离开都会对基金造成影响；二是中信证券这类的基金，有强大的中信背景，LP选择时，更多是看中中信这个机构，而非某一个基金管理人；三是弘毅投资这样的基金，既有联想的大品牌，又有赵令欢这样的比较成功的管理人，LP投资时，应该是两个方面都会考虑的，那么“关键人”价值比较明显。

　　“最终只要还原一点：LP选择一个基金，主要是选择的某个个人还是选择某个机构，这是重估基金‘关键人’的核心标准。”上述基金高管强调。

　　另一位大型外资金融机构中国负责人也表示：“中国目前股权投资市场还不成熟，人的价值还很重要，甚至被放大了，而真正长久发展的机构，如KKR、凯雷，高盛等，真正有价值的是整个体系，是体系的底蕴，而不是单一个人，如果高盛因为某个人离开而衰落，那就不是高盛了。”

　　他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投资人，你到底能跟项目多久？LP需要的是一个非常熟悉项目，热爱投资项目，并细致跟踪项目的专业的投资人。我发现，我们当初投资的基金，有的管理人现在热情并不在项目上，甚至不写、不看项目报告了，那么，这样的人对我们还有多少价值？巴菲特每天上班路上要看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毛泽东指挥打仗，不是只定战略，而是懂战术，并且他自己要指挥到军这一级。林彪、粟裕直接指挥到师一级。我认为，不能写报告，不能具体操作项目的机构领袖是没有持续价值的，哪怕他就是法律文书上的‘关键人’。”

　　因为外部性因素在发生巨大变化，中国股权投资行业处在徘徊成长中，人的价值将在被发掘、被均衡中体现。而在市场最终获胜的将是那些有经验的体系成熟底蕴丰厚的投资机构，而非某一两个所谓的基金“关键人”。

　　注释：关键人条款，是指当基金管理团队的核心成员意外身故或离开基金时，LP将自动中止向基金进行资金承诺和后续投资。投资继续与否，需要由LP集体投票决定。这一条款在典型有限合伙制VC/PE基金募集协议中非常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