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戚继光抗倭感触颇深：戚继光是个经常受贿的人，奇怪的是死亡时家里很穷，没留下什么钱。原来戚继光把受贿的钱用于疏通皇帝身边的大学士、大太监，以让抗倭的事业继续下去。戚继光的目的是抗倭，抗倭成功的唯一路径是获得整个大明系统的支持，大明系统身边的关键是那些大学士、大太监。

《明朝那些事儿》里的俞大猷，论军事天赋，俞大猷与戚继不相伯仲，但前者很廉洁，最后被别人干掉了，抗倭成就更与戚继光相去甚远。柳传志感叹，如果没有那些变通的做法，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目标，联想在很多个节点上都会夭亡。

《三国演义》里令我最伤感的人物是诸葛亮，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却落得个“星辰陨落、秋风五丈原”的凄凉下场，让人不胜唏嘘。到现在才悟出其中道理。诸葛亮到底是个悲剧人物还是成功人物？历史上看他是成功人物，现在的人都把诸葛亮看成道德和智慧典范。但他是悲剧人物，因为他预定的目标没有完成，而他本该有可能完成的。

诸葛亮之败，固然有当时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很多因素，但我认为他本人培养人才不力肯定是主要原因之一。在他用兵点将的时候，一般我们很难看到核心团队成员的决策参与，更多是诸葛亮个人智慧的专断，这种习惯导致了后来蜀汉政权内部对诸葛亮的绝对依赖，广大谋臣及将领缺乏决策的实际锻炼。

他身居丞相高位，工作不分大小多亲历亲为，“自校簿书”，“罚二十以上亲览”，没有放手着力为蜀汉政权造就和培养后续人才，以致造成“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的局面。他最后选定姜维做接班人，也主要还是让姜维任事，对姜维如何定战略、如何处理内政，尤其是处理与成都朝廷集团的关系等方面，缺乏悉心培养指导。

“那次我到成都去看武侯祠的时候，认为诸葛亮最吃亏的地方，就是没有解决好带人的这个问题，他就是太强调事必躬亲，但是实际上你要真带人干活，却都自己控制、把握着，别人就没法锻炼了。他那时候应该让姜维去主持战局，哪怕打了败仗再进行总结，也是好的。”

“像马谡，诸葛亮明确规定了你应该怎么做，你没那么做，果然错了，因此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但其实在某些局部战役上，就是应该让他自己去设计，回来咱们再复盘，这样的话他才会成长。说蜀中无大将，这个话没有道理，前一拨人太强了，老占着这个位置，你让后一拨人怎么有机会锻炼成将材？我坚定不移地相信后面年轻人的智商、才干，绝不会比前面的差!”

最重要的一个启示是，除了敏锐的洞察力和战略的判断力之外，培养人才，选好接替自己的人，恐怕是企业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了。

《三国演义》里有一段说袁绍兵败官渡后，回到河北，他的谋士给他出主意，如何恢复实力。袁绍说，我的第三个儿子袁尚病成那样，我根本没心思管这些事了。谋士就很生气，仰天长叹。有的时候我想，袁绍不也是个人吗？

他的爱子病了，他不能够专心工作，这不是人之常情吗，为什么他这样就不被允许呢？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个道理：因为他兵败，不只是他完了，他手下几十万兵就全得被人杀了。成为领导者的首要要求是“胸有大志”。你不能光想自己的事，这就是做领导的人必须承担的。

新拍的《三国演义》，这部电视剧把司马懿拍成一个非常有追求的人。他屡受挫折却不放弃。这是干嘛呢？贪啊！贪什么？就是想做事，想领兵，想跟诸葛亮斗一斗。

在现实中，确实有这种人存在，这些人不仅在中国寻找机会，他的抱负是要到世界上跟别的公司去比一比。当然，这其中有不少人，以跑短跑的方式去竞争，这个不足为取，但是确实有一些人是看准了目标，把结构调整好再往前走。确实有司马懿这种人，你说图什么，他也没图什么，但就是有这样的人。

康熙最后去世的时候，他的几个儿子发生了很不愉快的事情。其实呢，康熙是个能力很强的人，他的儿子里边也有能力很强的人，如果早点在康熙在的时候，就能够让他们(儿子)充分地表现出来，能够让他们接班，这样的话，就不至于发生几个儿子相斗的这种悲剧。当时为什么康熙不愿意呢?还是太想自己实际操作，自己把权力握得太紧。

如果我要是为了今后联想长远的发展，我自己并不想把权力全都握在自己的手里，如果你想要特别突出自己的地位的话，那你就不会这么做了。如果要为企业的长远发展负责，就应该提早开始放权，对适合的接班人进行考察。有充分的时间让他们去表现，自己也有调整的空间。

曾国藩的四件事印象很深。第一是屡败屡战的精神，这种顽强劲头是企业家必不可少的。

第二是他静思的方法，每每大战打完了以后要点上一炷香，细细琢磨一天，这跟我的工作方法很相象，每到一个时候要退出画面把这个事儿重新复盘想一想，不过后来发展到不是我一个人想，而是一个团队一起想。

第三是要看到竞争对手的优点，像曾国藩对左宗棠的分析。一般人不愿意看竞争对手的优点，曾国藩特别善于发现竞争对手的优点，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第四是曾国藩很注意反省，有自知之明。多次检查他如何不如左宗棠，如何不如他的幕僚，这也挺了不起，他不是自卑，自己哪些事情行哪些事情不行，他分析得很有道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看书人自己悟的事。

我觉得那些年学“毛选”的时候，我自己比较多看的是“毛选”的第四卷，第四卷里边全讲打仗的故事，其实毛泽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任何一个课本来说打仗应该怎么打，就是根据具体情况来做出决定，根据我方力量、根据对方力量来决定。

这个给我的印象最深，所以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也没有先去想这个事是不是一定要创新，是不是一定要跟人学，什么路上该怎么走就怎么走，走出路自然放心。我就觉得这就是最好的路，所以我就是这么想的。

当你把目标想清楚以后，选择一条到达你目的地的最好的路，也许别人走过了，你去跟人学，别人没走过，你就自己创，做出东西自然包含创新的内容在里边。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条路走过来没有特别值得遗憾的地方。

我最崇拜邓小平，因为在当时各位很难想象，我原来崇拜周恩来，在1976年周恩来逝世，一直到5月份那么长时间，只要我一看见他的照片就忍不住想要流眼泪，觉得他实在是在非常委屈的情况下，在承受着中国的运转。但是后来邓小平的出现，让我有了新的感觉，就是要敢于突破。

因为这里边还有很多历史故事，邓小平确实是把中国带到了新的高度，不然假定没有那场惊天动地的变革，中国也可能就如北朝鲜，大家可能在那里喊着什么，完全有可能的，所以确实需要一个伟人突破，突破以后环境会发生变化。

我觉得从邓小平身上学到了很重要的东西，邓小平的做法是一个举重若轻的做法。他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个对我后来的工作方式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公司的发展是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作为领导，在公司小的时候，你要做具体的事情，到公司大了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研究怎么样提供机制体制，选择正确的人的这么一个过程。而邓小平在机制体制方面，在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上所做的事情，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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